今天的敦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，也是学术界、艺术界眼中的圣地。从中国历史与中西交通史的视角回溯，敦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是中原经营西域的军事重镇，亦是文化、商贸的繁华之都。

隋裴矩在《西域图记》序中说“发自敦煌,至于西海,凡为三道,各有襟带……故知伊吾、高昌、鄯善，并西域之门户也。总凑敦煌，是其咽喉之地。”当时通西域的主要干道共三条，分别从伊吾（哈密）、高昌（吐鲁番）、鄯善（若羌）向西出发，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都必经敦煌。因此，敦煌成为中西交通重要的中继站，并成为中原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。

月牙泉

一

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地名是三危山。《山海经》中:“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，三青鸟居之”。在远古神话中，三只青鸟为西王母侍者，青鸟栖息地为三危山。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描绘“翩翩三青鸟，毛色奇可怜。朝为王母使，暮宿三危山”。

《史记》记载“三苗在江淮、荆州数为乱，于是舜归言于帝，迁三苗于三危，以变西戎”。三苗为中国古老部族，数次叛乱。舜帝派大禹平定三苗之乱，部分三苗族人被迁徙到了三危山居住。这个地区的部落当时被称为羌戎族，以游牧为生。

《尚书》中有“导黑水，至于三危，入于南海”；又记载有“黑水、西河惟雍州……三危既宅，三苗丕叙”。敦煌属古之雍州，此黑水即流经敦煌的党河，为疏勒河最大支流；南海即党河西支流所汇入的哈拉湖，此处是说大禹治水成功后，三苗人民安居在三危地区。

敦煌成为正式的地名是在汉武帝时。东汉学者应劭在《汉书》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“敦，大也。煌，盛也”；唐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解释“敦，大也，以其广开西域，故以盛名”。其实敦煌之名的由来尚无定论，许多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是当地土著地名的音译，有匈奴语、吐火罗语、羌语音译等多种说法；此外有学者认为敦煌来源于希腊等外来语言。

莫高窟156窟 张议潮出行图（归义军时期）

二

春秋战国时期，月氏、乌孙等游牧民族活跃在这个地区。月氏人强大后吞并了羌戎，接着月氏驱走乌孙，独占了敦煌地区。秦末汉初，月氏为匈奴击败，大部迁徙到了伊犁河流域，被称为大月氏。匈奴浑邪王驻敦煌一带管理河西。乌孙王子猎骄靡，被匈奴收养长大后，带领乌孙人与匈奴合击大月氏，大月氏被迫再迁徙到葱岭西侧。乌孙在西域复国后又和匈奴形成对峙。匈奴对中原的侵扰在秦时曾为大将蒙恬率领的大军及长城所阻挡，此时又对中原帝国构成了威胁。

汉高祖刘邦亲征匈奴，受白登之围，只得用求和的方式换取暂时的安宁。到汉武帝时，国力大盛，开始反击匈奴。张骞通西域的本意就是联络大月氏、乌孙，建立夹击匈奴的同盟。汉军经数次大战击败匈奴，浑邪王奉河西降汉。汉廷在河西置武威、酒泉二郡。元鼎六年（前111年），为加强对河西的统治，并从战略上隔断匈奴与西北羌族的联系，汉廷析武威郡地置张掖郡，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，并在敦煌城西建造玉门关、阳关，两关之间筑长城相连，史称“列四郡，据两关”。汉将赵破奴在今党河西岸修筑了最早的敦煌城塞。

汉廷在占领匈奴故地后，设朔方郡以屏蔽河西走廊，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诸国，从而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全。从中原来的大量移民和戍卒在敦煌进行屯田，兴修水利，使敦煌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农业区，并成为经略西域的兵马粮草基地。

新莽亡后，窦融据河西拥兵自保。公元32年，窦融率敦煌等五郡归顺东汉刘秀。

公元74年，东汉恢复了西域都护府，在班超及其子班勇等的努力下，数度夺回了汉在西域的控制权。到公元107年，汉廷召回西域都护及屯田士兵，之后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常驻敦煌，敦煌成为经营西域、抗击北匈奴的前线。汉和北匈奴的势力在西域此消彼长，西域各国往往成为墙头草。这段东汉与北匈奴争夺西域的历史被称为“三通三绝”。

莫高窟323窟 张謇辞别汉武帝出使西域图（初唐）

三

三国时敦煌在曹魏治下，没有受到中原战乱影响。几任太守尹奉、仓慈、皇甫隆颇有贤能，治理地方井井有条，胡汉和睦，农业得以继续发展。

东晋后的十六国时期（公元304-439年），敦煌先后归属前凉、前秦、后凉、西凉和北凉等政权。莫高窟的开凿也发源于此动荡时代。东汉初，佛教东渐，途经敦煌，但佛教的发展稍晚于中原。西晋时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布道讲经，被称为“敦煌菩萨”，敦煌地区开始流行佛教。

据敦煌《李君莫高窟佛龛碑》：“莫高窟者，厥初秦建元二年，有沙门乐僔，戒行清虚，执心恬静，尝杖锡林野。行至此山，忽见金光，状有千佛。遂架空凿险，造窟一龛。次有法良禅师，从东届此，又于僔师窟侧，更即营建。伽蓝之起，滥觞于二僧”。此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（698年），所说前秦建元二年（366年），乐僔和尚在鸣沙山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佛窟；法良禅师在旁边又开凿一窟，这是莫高窟起源最早的文字记载。

公元444年，北魏设敦煌镇作为抗击柔然的前沿军塞。孝文帝后升敦煌镇将为都大将，敦煌再次升格为河西的军政中心。孝明帝时，敦煌镇改为瓜州，领敦煌、酒泉等五郡，治所在敦煌，宗室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。北魏分裂后，元荣与其子、婿前后任西魏瓜州刺史。北周时，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。公元564年，改敦煌县为鸣沙县，属敦煌郡。

目前存留魏时期石窟，大都是信奉佛教的东阳王元荣开凿的。北周时建平公于义也在敦煌开石窟、兴佛事。在《李君莫高窟佛龛碑》中有“乐僔、法良发其宗，建平、东阳弘其迹”，表明元荣、于义对敦煌的佛窟营建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。《魏书・释老志》中有一段描述：“敦煌地接西域，道俗交得，其旧式村坞相属，多有塔寺。”魏时的敦煌石窟已经从僧侣修行窟转为功德窟，壁画内容也开始融入了更多的中原元素，中原南朝的“秀骨清像、褒衣博带”风格也在壁画和塑像中得到体现。

莫高窟39窟 西壁龛顶 飞天 （盛唐）

四

隋统一南北朝之后，鸣沙县改回敦煌县。隋王室崇信佛教，立国仅三十七年，但莫高窟存隋代洞窟近百，隋代壁画非常精致，注重神韵并兼顾写实。隋军进发西域，控制了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入口伊吾与鄯善。唐廷延续了隋经营西域的规划，进占高昌，经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道路终于打通。

唐廷在敦煌置瓜州，后改瓜州为西沙州、沙州，州治在敦煌，下辖二县十三乡。唐廷锐意开拓西域，敦煌依然是军用物资和兵源的重要供应基地。唐时敦煌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，农耕面积得以扩大。

在贸易交流的同时，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，使得敦煌成为“华戎所交，一大都会”（梁刘昭语）。石窟建造也进入全盛时期，唐代壁画、塑像内容丰富多彩，人物形象饱满传神，青绿山水线描细腻，飞天有“吴带当风”之灵动。

安史之乱爆发，唐西北边军被召回平叛，吐蕃乘虚而入，陇右、凉、甘、肃、瓜诸地陷落。沙州成为一座孤城，抵抗超过十年，最后在得到沙州居民不会被外迁的承诺后归降吐蕃。

吐蕃统治期间，敦煌仍称沙州，隶属瓜州军镇。唐制被废除，强制推行吐蕃本土各项制度。吐蕃人亦崇信佛教，视敦煌为佛教圣城，敦煌寺院数量及规模得到极大发展，吐蕃统治末期的都教授（最高僧官）出自大族吴姓。

公元842年吐蕃内乱，公元848年，大族张议潮率各族联军起兵，推翻了吐蕃统治，占据沙、瓜。张议潮的报捷使者在公元851年辗转抵达长安，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，授张议潮节度使等职位。归义军陆续攻占了肃、甘、伊、凉等州，势力达于极盛。唐廷视归义军为地方割据的藩镇，张议潮之兄张议潭携版图户籍入朝为质，张议潭去世后张议潮接着入长安为质。

归义军在辖区内恢复唐制，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采取联合政策。僧团在起义兵中出力甚多，佛教在敦煌继续得到发展。

张议潮入朝之后，归义军内乱不止。先是张淮深（张议谭长子）被张淮鼎（张议潮之子）杀害，张淮鼎续任节度使。张淮鼎卒后，大族索勋自任为节度使。之后张议潮第十四女（大族李明振之妻）与李氏家族杀索勋而掌权。公元896年张淮鼎之子张承奉夺回实权。

归义军对所联合的内外各族势力控制渐弱，与西州回鹘交恶，甘州回鹘自立，肃州龙家（焉耆王族后裔）也不再听命，凉州被嗢末族群（由原吐蕃军中多民族奴户聚集而成）控制，归义军实际控制的地区仅剩瓜、沙二州。

公元910年，张承奉自立为白衣天子，建号“西汉金山国”。张承奉出征甘州回鹘失败，被迫认回鹘可汗为父，成为甘州回鹘的附庸。

公元914年金山国亡，大族曹议金自立为节度使，恢复了归义军称号。曹氏笼络当地望族，恢复生产；通过联姻等办法稳定与周边民族关系。公元925年曹议金亲征甘州回鹘并取得胜利；次年，新立甘州回鹘可汗娶曹议金女为妻。曹议金之后，归义军政权历经曹氏几代执政，始终在名义上奉中原王朝为正朔，进贡并接受封号。末代节度使曹贤顺遣使入宋朝贡的最后一次记录为公元1023年，之后归义军政权为崛起的沙州回鹘所吞并。

1068年左右，西夏彻底控制瓜沙二州。西夏与北宋、西域回鹘长期处于战争状态，敦煌再度成为边防要塞。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兴起，敦煌不可避免开始走向衰落。西夏也笃信佛教，在敦煌地区大量改建前朝石窟做供养之用。

1227年蒙古军克沙州。元前期敦煌为交通要地，保障三大汗国与大都的联系。后元迁瓜、沙居民入肃州，敦煌再次衰败。元统治者也崇信佛教，莫高窟的营造尚有少量延续。

1372年明军在瓜沙一带击败元军残部，在肃州西筑嘉峪关为国门，敦煌被废弃。后为安置当地的蒙古部落，明廷先后在敦煌设沙州卫、罕东左卫。151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据敦煌，佛教在敦煌终归绝迹，莫高窟“佛像屡遭毁坏，龛亦为沙所埋（敦煌县志）”。

榆林29窟南壁 供养人武官（西夏）

五

清康熙后期，清军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清廷开始在敦煌建制，前后为沙州所、沙州卫、敦煌县。同治年间经过清军与回民的战争，敦煌更加衰败。

光绪年间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，居住在破败的下寺。光绪26年（1900年）5月26日，王道士所雇的伙计在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，偶然发现了藏经洞（今17窟），里面堆满了佛经等各种物品，数量超过5万件。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论。王道士将其中一些精美的经卷赠送给各级官员，但没有引起重视，官府无人过问。消息传出后，英国人斯坦因、法国人伯希和接踵而至，日、俄、美等国的探险队也紧随其后，他们以极低的代价将藏经洞中的大批文物席卷而去。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国学者罗振玉等出示所携的敦煌经卷，才引起了社会关注。罗振玉奏请清政府将藏经洞剩下的八千卷经卷购买并送至北京，入藏京师图书馆。

国内外学者对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及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，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综合学科——敦煌学。敦煌学的兴起又引起了各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。1944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，担负起了保护、研究敦煌石窟的职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，1984年敦煌研究院建立。敦煌学依托敦煌遗书、石窟艺术以及当地的考古发现，在历史、地理、经济、宗教、建筑、语言、书法、民俗、乐舞、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今天的敦煌已不再狼烟四起、战马嘶鸣，也没有了络绎不绝的商队。但从古至今敦煌一直是一个具有极强包容性的移民城市，从最初的游牧部落发展到今天，各民族不断融合。汉武帝时数次从内地移民，到汉平帝元始年间敦煌郡人口已经超过三万八千人，汉人成为在此地生活的主要民族。前秦苻坚迁江汉百姓一万户、中原百姓七千余户到敦煌。盛唐天宝时沙州有人口三万二千多。敦煌历史上也有大量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在此定居，西晋时即有百家之多；唐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，为粟特人组成；归义军时期包括曹议金家族在内，有大量的粟特人后裔。归义军后期人口近四万五千，包括了汉、粟特、吐蕃、回鹘等诸多民族。明朝时敦煌成为蒙古后裔的牧区，后为吐鲁番占据，人口急剧下降。一直到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，清廷从甘肃五十六州县迁移二千四百余户百姓到敦煌屯田。当时以州、县名建村安置移民，如果你在敦煌看到漳县村、靖远村、肃州镇这样的地名就不奇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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